我們曾一同度過5月12日那個地動山搖的下午。
目睹了廢墟中生離死別的場景，承受過超出言語的切膚之痛，然後逐漸建立起新生活。一晃12年，再一次別無選擇地，我們共同抵禦著2020年這場波及全人類的災難。
此刻，趙琦導演正在他的家鄉武漢，拍攝關於疫情的紀錄片。拍攝安排得很滿，淩晨一點半他還會在群裏說話。
12年前的5月，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第五天，趙琦抵達了北川。
往後的四年裏，他跟蹤拍攝了三個家庭的震後生活。【殤城】在2013年上映，獲得第7屆FIRST影展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和行動不便的老母親一起生活的李桂花，在地震央失去了女兒和孫女。她手上審批房子的公章，是臨時板房區社群主任的權力象征。北川新城建成時，李桂花因虛報3套房判刑3年零6個月。她的母親沒等到她出獄就去世了。
學生洪世豪失去父親後，和母親繼父生活在一起。他會在父親的遺像前呆坐很久，總是陷入孤獨的狀態。和母親之間的溝通越發困難，找不到理解他的人，對未來也有大人解答不了的焦慮與迷茫。
震後不少失獨家庭都在準備再生一個孩子，失去女兒的彭孝全夫婦很難從悲傷中走出來，不想再要一個。他們在廢墟裏給女兒立了墓碑，那條路被攔住以後，就在山上朝著縣城祭拜。為了過更好的生活，妻子李曉蓉外出打工賺錢。
這些年裏，趙琦陸續制作了
【歸途列車】、【千錘百煉】、【大同】
多部足以影響中國紀錄片歷史的作品。他將紀錄片的視野帶入真人秀節目，導演的兩季
【奇遇人生】
獲得了如潮好評，也觸發了不休討論。
【奇遇人生】中趙琦提到郭川船長。2016年他挑戰單人不間斷跨太平洋航行的世界紀錄，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聯。在此之前，趙琦已經跟拍他很久，一度停滯。郭川船長的意外，帶來了硬性的終結，趙琦繼續拍攝郭川船長的家人，這部探索長達七年的紀錄片也已經制作完成。
他依然很理性，很真實，很細膩，捕捉著人與人之間隱秘的、流動的情感座標。
2020年的疫情，是 FIRST訓練營設定的創作背景。於是，FIRST找到了同樣迎向現實議題的趙琦導演。
深處這樣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作為創作者的趙琦是如何抽絲剝繭的。或許在紀錄片的語境下，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但我們想從他這12年的創作脈絡中，為青年導演的短片創作扯開一道觀察的口子。
（關於訓練營主題可閱讀：
曹保平的一封信
）
回憶當年生猛地沖進現場的青年趙琦，那部處女作【殤城】對作者意識和人生態度有什麽影響？站在當下的語境回望，他的紀錄片創作生命和湧動的歷史事件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當年想表達的真實，如今有開辟出新的解讀空間嗎？
01在北川的那四年
地震發生時，我在北京，看著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第二天我就想辦法去四川。到了成都以後，下一步要往哪裏去，我們也不知道，路都斷了，斷成什麽樣也不知道。
當時四川電視台的朋友幫忙提供了車，中央台的朋友已經到了縣城，說北川很嚴重，我們就開車到北川。沒有休息和補給的地方，我們先住在重慶的消防營地裏，後來到綿陽消防的駐點。有了留在北川的條件。
當時大部份北川市民聚集在九州體育場，在臨時的課堂裏，我碰到了洪世豪和他媽媽。後來又結識了李桂花大姐。
第一次去我待到6月23日， 08年國慶前地震震松了山體，發生土石流，我又去了一次。第三次是在春節期間，我在縣城裏結識了李大爺，他說他家在山上，可以俯瞰已經是廢墟的老縣城。到他家後，我見到了他的孩子彭孝全夫婦。
一開始我們跟拍了上10戶家庭。但是地震之後，大家都沒有家庭地址了，過一段時間不知道搬到哪裏去了。第二年跟了6-7戶，拍到第四年還有4-5戶，最後呈現了3個家庭。
【殤城】是緩慢和漸進的。不一定有必然的標誌事件，只是流淌著。
12年前我帶著記錄的沖動和責任感去北川，當時想的就是要往前闖。沒意識到現實的殘酷，只是想看看人生的真相。
時間流淌過12年，現在李桂花大姐已經出獄了，一個人在縣城住，比較孤單，盡量不和太多人接觸。
曉蓉姐的妹妹生了女兒，妹妹在上海，就把孩子留給彭大哥夫婦來撫養。曉蓉姐後來很快回到北川，沒有去打工了。他們挺幸福的，一家三口每天都會出去散步。
洪世豪在外面轉了一圈，現在又回到北川。他到了要結婚生孩子的年紀了，在北川的交管局做輔警，偶爾我們會聊聊微信。
拍完【殤城】後，我好幾次去北川，那裏沒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它就像一個個人博物館，一個人走一走，我能想起每個人進入這個城市時候的樣子。
我們曾用VR技術復原過北川老縣城，一個平方公裏這麽大的面積。復原以後，數據量太大了，導致現在沒有平台可以跑起來。
等到技術可以實作想象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走在北川縣城裏走動，進入樓宇。還可以在街道上播放這些年的影像資料。
這座城市，有點像我精神上的烏托邦，是一種指引，讓我回到當時的心態和狀態，迫使我思考當時做出的承諾，有沒有在努力做到。
我現在依然帶著當年的沖勁，只不過，對自己的社會責任，以及社會對我的需求，有了新的認識。對於某一件事，即便我知道做了不會帶來改變，有必要，依然會去做。
02和武漢共同承受些什麽
我就是武漢人，在武漢長大，家裏親戚都在武漢。
離開一段時間後回武漢，一想到說著鄉音的好多人，都在遭受非常大的痛苦，我會感受到這種痛苦是屬於自己的。
對於武漢，我覺得要共同承受些什麽，得和它同甘共苦。
我是這裏人，跑得遠遠的，在安全的洞穴裏茍活是不應該的。
就算不拍片子，我也會做一個誌願者。
封城的時候，團隊裏的執行導演鄧芷瑩說要做一部關於疫情的片子。當時進出已經很困難了。1月底，執行導演想辦法進到武漢了。我當時在北京，每天晚上通話兩個小時，聊拍什麽東西，4月初我到了武漢。
我們比較深入地接觸了一些家庭和醫生，講這3到4個月的事情，拍得差不多了。
看著城市逐漸恢復生機，我像做了一個魔幻的夢。
恰恰是一瞬間爆發的事，才需要更多的記錄，留住容易抹去的現實。人有趨向於自我保護的機制，有向前走的現實壓力。但
記錄者有必要忠實地留下記憶
，哪怕僅僅作為一個文獻資料。
另一方面，在故事的開發中，
我想感受人能不能逃離自己的本性，擺脫把我們往下拽的本性？
哪怕經歷滅頂的災難，跨過巨大的鴻溝，
人們信誓旦旦的，體悟到的原則也很容易被沖淡，沖淡為一種日常和慣性。
有沒有能力去突破和形成真的自己？能否對自己更批判和警醒？
對這一次的事件也是，能不能吸取教訓不要再重演？能不能自省然後步入下一個階段？
我也不確信。
對於創作者來說，不只在地震之後，這種探討可以被放在任何一場大的災難以後。
03長在真實的人間
人本身有很多面，應對生活的危機有不同的狀態。我透過這些場景抵達核心的情感和普遍的真相。
在這種認知基礎上，有人做紀錄片，有人發vlog，都可以的。我會願意去嘗試1-2分鐘持續性的小東西。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真實的理解和堅持是什麽，
這會影響敘事的形式和人物的濃度。
以前有報道說我是最會找錢的制片人。我現在不太喜歡去找錢，一方面錢越來越少，價效比很低，錢的背後有一定的訴求和制約。如果希望去描述事實，應該盡量少地受到引導。
這部在武漢的紀錄片，資金是獨立籌措的，團隊只有4個人。
我現在越來也越傾向於用較少的成本、小的團隊，不影響品質的情況下，發現更多事實，算是一個更樸素的創作思路。
能傑那樣做（在網路上釋出紀錄片的下載連結）是萬不得已。如果給紀錄片打賞捐款能成為新的財務迴圈，也未嘗不可，是現有的自然環境下出現的新模式。
溫暖的地方長出闊葉林，嚴酷的地方長出苔蘚。
總是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