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1226篇論文，平均每年29.9篇——對於絕大部份的研究者來說，這幾乎是一個望塵莫及的數位。
2024年12月初，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喻國明釋出向學術期刊【新聞界】主編「微信投稿」的聊天截圖，因其論文高產和投遞方式引發社會熱議。喻國明教授在社交媒體上回應稱，所發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透過期刊的匿名評審，走正常的審稿流程的，只是有可能在學術期刊的約稿和專欄的正式投稿前，先和編輯溝通選題是否符合要求。
有網友查詢中國知網後發現，僅僅在2024年，喻國明教授就已發表了45篇論文。而對於更多初出茅廬、資歷尚淺的學術人來說，迫於畢業升職壓力卻苦於投遞無門，是更迫切的困擾。
（圖/【天才槍手】）
如今，用「僧多粥少」這個詞形容學術論文發表的現狀再合適不過。
一方面，許多學術期刊每年的投稿量達到上千篇，而刊發的論文卻只有50篇，錄用率不足5%。同時，很多核心期刊常常被擁有更好的學術資源的學者占據大量版面，形成大批學術青椒、博士「一版難求」的局面。
以某人類學核心期刊為例，2024年12月15日刊出的這期期刊總共收錄了14篇文章，其中幾乎絕大部份的第一作者都是已經成名成家的研究人員或教授級別的學者。
另一方面，在學術期刊甚至是核心期刊上發文，已經成為了包括職稱評比、研究生畢業、績效申請、留校任教等的必要條件，並且它們往往帶有一定時間限制。
例如北京科技大學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博士畢業條件，必須滿足下列條件之一：(1)在SCI、EI檢索源期刊上正式發表論文至少3篇，其中至少有1篇在國外期刊發；(2)發表SCI期刊論文的影響因子之和大於(含等於)6；(3)在SCI期刊二區(含)以上發表2篇以上的論文。
按照正常流程來說，作者向國家認可的正規學術期刊投遞，如果文章被收錄，只需要向刊物支付一定的版面費，價格一般幾千元。但是，在有限的版面資源和日益膨脹的發文需求面前，一條圍繞著論文發表的灰色產業鏈應運而生。
花8.6萬元，
讓核心期刊上署上我的名字
「本刊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備案，四大期刊網正規查詢的雙刊號公開發行學術期刊，優先審稿，出刊快，歡迎咨詢投稿。」一個論文發表網站上的彈窗資訊如此介紹它自己。但和客服對話幾句後，便會發現這並不是什麽學術期刊，而是面向作者兜售學術期刊資源和渠道的中介。
（圖/作者提供）
「北大核心七八萬，南大核心要8萬以上。」我提出有在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上發文的需求後，一名自稱是論文編輯的中介A發來了報價。在社會科學學科裏，普遍被認為投遞困難最大的「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也在論文中介的業務範圍之內。
或許是感受到我回復速度變慢，沒過多久，她向我「貼心」地建議：「發SCI（科學引文索引）可以嗎？價格可以便宜點，大約6萬元，也好發一點。」
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後，中介A立即表示沒有問題，她再幫我尋找有無合適的核心期刊。
在作者條件滿足的情況下，只需要8.6萬元，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姓名標示。（圖/作者提供）
兩小時過後，這名論文中介直接給我發來了兩篇具體的論文題目：「AIGC賦能媒體融合 推動主串流媒體新業態發展」「地方主串流媒體2024巴黎奧運會報道的特色分析」。
「這兩篇是過稿轉讓的，2026年刊期，發在南大核心期刊【傳媒雜誌】上。」而對應的價格，達到了8.6萬元。中介A表示，他們並沒有論文代發服務，只有過稿轉讓的業務，原因在於「一般都過不了」。
所謂過稿轉讓，指的是論文已經透過期刊初審，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原作者不再按計劃在期刊上發表，將論文轉讓給符合需求的作者。好聽的說法，是不浪費學術資源。說得直白一些，就是徹頭徹尾的學術造假行為。
只需要8.6萬元，我幾乎就可以不費任何額外的力氣，讓一篇核心期刊上署上我的名字。
而我聯系的另外一個論文中介，則不斷向我強調按照常規流程投遞論文的難度之大。「一般自己投稿的話，除非文章寫得特別好，幾萬份稿件中會有一兩篇被錄用。這種情況就比較幸運，只需要支付幾千塊的版面費即可。」
中介B補充道，「但是這樣雜誌社賺不到錢，（雜誌社）一期就收個一兩篇文章，剩下的版面就留給我們這種文化公司，但是價格貴，（一篇）要幾萬塊，因為雜誌社也是需要賺錢的，這種稽核就不是很嚴格了，但是也需要文章寫得比較好。」
這名中介所提到的「版面售賣比例」，真實性尚未可知，但其言下之意仍然表明，向文化公司售賣出版物的版面，已經成為了期刊和出版社的重要盈利方式之一，也演變為了行業所心照不宣的預設規則。
而一名在學術期刊實習的在讀研究生也告訴【新周刊】記者，部份學術期刊向論文中介出售版面，售賣論文發表渠道，甚至過稿轉讓的情況，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中介B的業務比中介A更加全面，包括論文代發和過稿轉讓：如果是論文代發，南核需要5萬左右，北核則是4萬左右。而如果是過稿轉讓的話，價格同樣會貴一些。
當我詢問是否有傳媒類的核心期刊成稿轉讓時，中介B同樣發來了【地方主串流媒體2024巴黎奧運會報道的特色分析】的論文題目，只不過售價遠低於中介A所說的8.6萬，開價為5.6萬，口頭通知過稿，但如果需要電話查稿的話，則需要額外加2000元。
感受到我有意願下單之後，他立即向我發來了一段描述流程的文字：確定安排→發送文章檢視→確定文章品質過關（具體以雜誌社稽核結果為準）→支付50%稽核定金→安排文章雜誌社稽核→稽核透過發送錄用通知（稽核失敗退全部定金）→支付尾款→安排文章定版→出刊→中國知網檢索。
最後，他附上了一張他所在公司的營業執照，成立日期為2015年4月。他強調所有費用都支付到對公帳戶，可以視訊核實公司環境，可開具正規的版面費發票和收據，「安全性和正規性可以放心」。
值得註意的是，這兩名中介都提到，除了論文代發、過稿轉讓外，他們還有論文代寫的業務。
雖然我所接觸的兩名中介都聲稱自己所在的公司開了有一定年限，業務都是正規、有保障的；但是實在很難讓人相信，論文轉讓、代發、代寫的業務，符合正規的學術規範。
當走千軍萬馬的獨木橋的難度超出了人們的承受範圍，便有人把目光投向另外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上，往往要收取高昂的買路錢。
投遞無門的人，
為前途買單
「能引得一群鴨子跑過來跑過去的，永遠不是那個頭腦最清楚的哲學鴨子，而是手裏拎著一桶鴨食的心懷叵測的飼養員。」民俗學學者施愛東在【蛋先生的學術生存】中如此寫道。
面對海量期刊投稿的資訊差，人們急於發文的迫切心理被論文中介牢牢抓住，甚至踩進了他們挖下的陷阱。
2022年12月，出於申請歷史系博士的需要，徐依萌生了找論文中介發表文章的念頭。徐依所申請的博士考核方式屬於積分制，在不同等級的刊物上發文，會為申請人累積不同的分數。由於是跨專業申請，加上本科不占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徐依打算以論文數量取勝。
「我自己沒有任何發刊經驗，加上把這件事想象得非常復雜，就去網上找了不下三家中介進行對比，最後選定了其中一個。」徐依表示，她選擇這個中介的原因在於，對方在溝透過程中非常耐心、禮貌，並且沒有催促她下單、刻意行銷的跡象，「當時中介很客觀地告訴我發文的流程和時間，比如哪些期刊會比較嚴，哪些期刊在短時間內的排期已經排滿了之類的」。
而實際上，對方所表現出來的「邊界感」也是這類機構的行銷手段之一。
中介給徐依開出的價格依照刊物等級不等：發表在知網上需要五到六千元，發維普需要三到四千元。最後，徐依選擇了幾篇文章，加上一本書的第三作者的名頭，交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全款總計約一萬八千元。
過了兩周左右，中介就給徐依發來了一張龍源期刊的錄用通知，暗示她應該交付剩余的尾款。因為文章錄用通知帶上了公章，徐依沒有多想，便把剩余的錢款打了過去。直到她收到樣書時，發覺樣書的材質和正版書相差甚遠，才發現這可能是一場騙局。
徐依撥打了其中一個雜誌社的官方電話，詢問自己的文章是否真的被錄用，工作人員告訴她，該雜誌社從上半年開始就已經停刊，沒有錄用任何論文了。
她最後發現，文章錄用通知是偽造的，連寄來的樣書，都是中介公司自己印制的。
（圖/【三傻大鬧寶萊塢】）
一系列的付費服務，都來自人們的需求。而人們對於論文發表的需求，則根植於論文發表在各類評審機制中的權重占比之高。
徐依坦言，如果不是評職稱或申博的需要，她認為大部份人都不會主動投期刊。「首先，期刊發表的意義不大。其次，期刊還要向作者收取一定的版面費。」
截至2021年，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人員達到89.7萬人，比2012年的48.2萬人增長約86%；44歲及以下青年學者達59.3萬人，約占比66%。假設平均每人每年產出兩篇論文，每年的社科類文章也將高達近200萬篇。
施愛東在【蛋先生的學術生存】一書中，用「群魔亂舞」一詞來形容這樣的學術圖景：「所有的論文都在自說自話，而那些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學術成果卻只能湮沒在二百萬混沌無序的喧鬧之中。」
而在這樣一片混沌的喧鬧中，圍繞論文發表而存在的市場，也在催生著購買和售賣的經濟行為。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培機構從業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會和期刊中介保持聯系，兩者分工合作：教培機構負責輔導論文，提升論文品質；論文中介負責聯系期刊的渠道，從而保證客戶的論文比普通的投稿更早被期刊看到。
「只要不是特別高級別的期刊要求，文章在一定時間內總是可以發表的。不過也要分學科而論，理工科、經管類的期刊數量更多，但像法學、哲學等學科能發的期刊就非常有限，所以發文難度更高」。這名從業者向記者介紹。
當記者以投稿者的身份詢問中文C刊的發表途徑和價格時，他幹脆地回答他們公司「中文C（刊）做不了」。「中文C刊不是有錢就能發，很多時候寫得好沒用，花錢輔導只能提升學術水平，不能提升投胎水平。」他補充了一句，「除非有門路，但是門路價格就貴了」。
「我做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有三個初衷：一是促進學術研究，二是加強學術管理，三是開展學術評價。哪知道，學術界後來就認一個學術評價。」20世紀80年代，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現資訊管理學院)的蘇新寧教授出於打造中國自己的頂級學術期刊的初衷，建立了國內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但即便當初為了破除SCI至上而創立了CSSCI，也逃不過學術評價體系的異化。蘇新寧教授曾在一次媒體采訪中分享，他平均每年獨立姓名標示1到2篇，與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帶他名字的新文章卻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發表前完全不知情。
和其他圈子一樣，學術圈由人所構成，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市場，就有預設的行規，就有大家心知肚明的傳統。面對這條狹窄的通道，有人開出了更高的價格，想要比別人率先透過；也有人明裏暗裏地表示，他有別人沒有的門路和捷徑，只要跟著他，就不需要和大部隊爭奪有限的位置。
在學術圈內，皇帝的新衣依然存在，變的只是輪流穿上衣服的人，不變的是為新衣稱贊和鼓掌的圍觀者。
2025年剛開始，許多學術期刊的排期已經被逐漸填滿，只是這些原本應當作為學術創新和新興思想的載體而存在的期刊和雜誌上，有多少是真材實料、夙興夜寐的科研與寫作，又有多少是真金白銀的掛名生意呢？
（應受訪者要求，徐依為化名）
參考資料
[1]在喻國明被聲討後的診斷：學術期刊生態，出路何在？.新京報
[2] C刊標準創始人：很後悔設計C刊標準，現在反對量化考核.新華每日電訊
編輯 L
校對 遇見
營運 Hallucinog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