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 雪
4月8日，備受關註的邯鄲一名初中學生被三名同學殺害案，有了最新訊息。檢察機關通報，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對邯鄲初中生遇害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核準追訴。這一通報既回應了輿論關切，更是對被害人家屬的安慰。
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大家都關註到，事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再次被推到公眾面前。
上圖：2021年，內蒙古大庫倫鄉一所鄉村學校，學生大多數是留守兒童。
根據【2023年鄉村教育發展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留守兒童數量已降至902萬人。數量上留守兒童持續減少，客觀而言，多數留守兒童正常長大成人。但大量農村調研顯示，很多留守兒童的成長的確處在缺少關愛的環境中，新的互聯網環境讓缺少關愛的心靈有了出現偏差的更大風險。
2024年3月，【新民周刊】記者前往河南省商丘市睢縣董店鄉玉皇廟村進行鄉村留守兒童樣本調查。這座豫東村莊，有一條500公尺的土路穿過田野，連線著柏油馬路與村小——睢縣向陽小學。一輛灰色麵包車停在校門口，路面揚起漫天黃土。司機名叫吳傳鈺——向陽小學校長。
向陽小學留守兒童占比30%，由於交通不便，村裏大部份學生轉到鎮上或縣城學校就讀。村小總人數逐年減少：200人、100人，再到目前的55人。
吳傳鈺頭發淩亂，手裏攥著一打學生的笑臉照。他告訴【新民周刊】，因學校靠近中原鞋都集聚區，父母返鄉務工的多了，留守兒童也在逐年減少。近些年，農村單親留守兒童是最為值得關註的群體。
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王會，專註農村調研十多年。她分析，單親留守兒童增多與農村婚姻觀念的變遷有著直接關系。中國第一代農民工，主要以半工半耕為基礎，當時，農村家庭為了應對經濟壓力會主動偵錯融入城鎮化。他們大多把孩子帶在身邊，或等孩子成長到青春期時再外出打工。
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集中在85後和90後，他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現在他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這些孩子中一部份人成了新一代留守兒童。
相比之下，現在的留守兒童面臨的狀況更為復雜。伴隨著兒童長期留守化、鄉村熟人社會斷裂，讀書改變命運的思想愈發弱化，直接導致農村家庭結構撕裂。父母與孩子常年見不了幾面，電子螢幕代替父母陪伴，甚至出現「沒有父母概念」的極端案例。王會說，每一個單親留守兒童的問題背後都是一個個不完整家庭的問題。
破裂
上圖：河南省商丘市睢縣向陽小學。攝影/吳雪
3月25日前夜，睢縣下起小雨，向陽小學露天食堂藍色塑膠凳上積了些水窪，學生們只能三三兩兩站著或蹲著。三個小學生端著飯缸，跑到一旁幹燥的橡膠地面扒拉了兩口，「撲通」坐在地上。
向陽小學美術教室裏，三個孩子很安靜，他們正圍著六角形桌子補作業，最右邊的男孩名叫許立，今年12歲。「老師為什麽讓補作業？」他低頭沈默，好一會，小聲說：「我寫錯練習冊了。」
許立，讀五年級，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二年級時父母離異，之後，這位少年成績下滑，性情大變。據呂肖潔老師說，最多時，她曾一天打三四次電話請家長，原因是許立常常和同學發生沖突，動手打架。
王會調研過多個單親留守兒童家庭，對這個群體並不陌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打工潮的興起，農村家庭價值觀發生本質改變。以往婦女對孩子的撫養意識較強，現代女性則以個人幸福為優先級，往往不會只局限於帶娃或婚姻。
相比婚姻，經濟上的獨立更能帶給農村女性安全感。因此，農村家庭破裂狀況越發凸顯，而離婚後，單親留守兒童多由父親肩負監管義務。
許立父母已離異三年，兩人長期在外打工，均不懂得如何與孩子溝通。母親過年才回家一次，平日裏母子倆依賴於微信溝通；今年，父親打工返鄉，在距離村莊8公裏的縣城開了飯館，忙著掙錢。用父親的話說：「這孩子，很懂事，我沒操過什麽心。」
爺爺奶奶忙於農耕，更察覺不到少年的細微變化，祖孫兩代的交流通常機械重復——
「作業寫完沒？」
「寫完了。」
「在學校不要打架。」
「嗯。」
「好好學習。」
「哦。」
剛剛步入青春期的少年，積壓的情緒找不到宣泄出口，許立有著他這個年齡段不該有的成熟。
談及和同學發生沖突的原因，許立的回答有些小心翼翼。「他們侮辱我，說了侮辱我的話。」「因為爸爸媽媽的關系嗎？」他搖頭。「那說了什麽？」他又使勁搖了搖頭，拒絕回答。
在呂肖潔眼中，許立是個不錯的學習苗子，客廳墻上貼滿大大小小二十多張獎狀。客廳東南角一間5平方米的小房間，反映出許立目前的生活狀態：床上被褥沒有整理，上面散落著一些拆封的零食塑膠袋，床頭櫃上放著電子產品。許立奶奶說寫完作業他會把自己關在房間，抱著手機打遊戲。
許立父親看到孩子成績下滑，買了一個「學習很苦，堅持很酷」的木質畫框，掛在床頭。但許立給父親的標簽卻是「他總是批評我」 。許立父親很苦惱，自己為了孩子起早貪黑，為何他總是不領情。
相比許立，8歲的李雨宣對家庭變故似乎未有太大感知。李雨宣，一年級，在2歲時，母親出走，父親再婚，父親常年在福建打工。擔任英語、美術多科教學的老師吳景閣處理過李雨宣和同學之間的矛盾沖突。「他分不清對與錯，喜歡欺負同學，朋友圈大多是弱勢小朋友。」
呂肖潔覺得，李雨宣的爺爺奶奶讀書少，身體差，能顧上他吃飽穿暖就不錯了，教育方面指望不上。由於李雨宣長期缺乏關註和規則意識，導致他的共情能力、自理能力都比較差。「他集中不了註意力，有一次上美術課，不到5分鐘畫紙就被他揉得皺皺的。」
有研究顯示，單親留守兒童出現上述現象較為普遍。在【離異家庭留守兒童的教育及其影響路徑研究】一文中，湖北工業大學職業技術師範學院講師向蓉認為，留守兒童覺得離異家庭低人一等，自我封閉，不願與人交往，內心對於父母離異的不滿與憤怒，常常遷怒於同齡夥伴身上。
在生活中，單親留守兒童由於脆弱和不善言辭易被集體孤立和邊緣化，從而形成內向、自卑的性格。而他們的父母，往往對此毫不知情。呂肖潔說，至今仍有學生家長未進入班級群，電話不接，微信也不回。運氣好，電話打通了，家長也只丟下一句話：「老師，我們不在家，你們該打就打吧。」
呂肖潔很無奈，她坦言，在農村，家庭教育幾乎是沒有的，家長對自己的子女都漠不關心。他們認為既然把學生送到了學校，就是老師的責任。只要不磕著碰著，平平安安就行了，至於學業、夢想、未來，家長無能為力。
依戀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
在河南省商丘市睢縣人民政府網站，關於董店鄉玉皇廟村有這樣一段描述——玉皇廟村位於董店街道以北4公裏，緊鄰省道211，全村人口535戶1733人，耕地1891畝。本村主導產業是小麥種植，18—65歲有勞動力1000人，外出務工475人。
全村47.5%的勞動力外出務工，意味著鄉村正在面臨「空心化」，孩子被迫留守已是常態。而留守兒童的部份父輩也有過被留守的經歷。研究發現，30年來，農村家庭變遷與婚姻觀念變化，令留守經歷的代際傳遞非常凸顯。
王會按照時間粗略劃分，第一代留守兒童是80後、90後，第二代留守兒童是00後，第三代留守兒童是10後。長大後的留守兒童，即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兒時留守經歷是否會深刻影響孩子的人生走向，他們又將怎樣去撫育下一代？
2014年，蔣能傑拍攝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在影院上映，這部片子記錄了湖南邵陽市一渡水鎮光安村三個農村留守家庭的故事，他們是第二代留守兒童，當時，村子裏幾乎有58%的人都在外務工，其中80%在廣東省。父母的長期缺位給孩子們帶來一系列的「累計效應」。
十年過去，片中三個家庭五個孩子，四個考取大學，一個學了理發。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吳國宏表示，這三個家庭孩子的命運算得上幸運。雖有坎坷，有陣痛，但也有可依戀的親密關系。有的父母覺得幸福太抽象，不就是穿衣吃飯，有錢什麽都能解決。實際上，安全依戀的發展關鍵期，往往在六歲之前，一旦錯過，彌補起來將非常困難。
記者聯系上留守兒童蔣雲潔時，她已經21歲，是湖南生物機電學院大二學生。2009年，年僅6歲的蔣雲潔出現在蔣能傑的鏡頭裏，與奶奶相依為命。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快快長大，出去打工賺錢，為奶奶治病。
當被問想不想爸爸媽媽時，蔣雲潔略帶苦澀笑著回答：「我不想，家裏有個相片。」奶奶去世後，蔣雲潔心裏像斷了一根線。直到今天，蔣雲潔仍對父母有莫名生疏感，打電話也只是幾句客套問候。童年留守更像一張無形的網纏繞著蔣雲潔，讓她不自覺地自律與緊繃。
「當時想學服裝設計，但我腦子沒有別人靈活。」畢業後做什麽？工作好不好找？能力不夠怎麽辦？蔣雲潔好像控制不住地專註自己的缺點，只有暑假打工賺學費，她才能找回些許安全感。有時她會羨慕父母把妹妹一直帶在身邊，那些陪伴是她21年來從未得到過的。
範魏煜的安全依戀來自於姐姐範魏媛。出生時，母親難產去世，父親曾兩次入獄，姐姐被迫吃下所有苦。2020年秋季，範魏煜以541分的成績考入湖南衡陽市南華大學。談及留守，小煜腦海中並未留下太多痕跡，他只記得村裏的路不通，每天要很早爬起來上學。
相比之下，範魏媛的痛感來得強烈一些。她自12歲開始打工攢學費，第一年到東莞，就在流水線上待了十幾個小時，做聖誕樹上的球。50天掙了1400元，後來因為年齡太小沒人敢用她。高考那年，因為付不起學費，小媛幾度放棄，最後被一所專科學校錄取，學費也是東拼西湊。
姐弟倆與父親關系一直很緊張，範魏媛說，父親出獄後，不指望能幫上什麽忙，只求他改過自新，好好生活。「他才53歲，連自己都養不好，還想在我這裏拿錢，讓我怎麽接受。」範魏媛決定放手，她內心清楚，他人的命運自己無法掌控，即便是父母。
王會認為，早年的留守經歷沒有「過去了就好」，這種經歷帶來的焦慮和抵觸已滲透進這些兒童期曾經留守的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在復制父輩留守的照護模式，有的透過反向彌補中斷消極情感的代際傳遞。
上圖：紀錄片【村小的孩子】中蔣鑫、蔣恒的老家光安村。
現在，範魏媛已經結婚成家，有個可愛的女兒。對待下一代，她從不強求必須帶在身邊，如果條件不允許回老家也是一種選擇。範魏煜的想法有點不同，他說自己可能不會結婚，如果結婚，他不要孩子成為任何人，就做他自己。
導演蔣能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他一直把孩子帶在身邊，不想留守經歷在家庭重演。因為多年前，母親打工離家的畫面，他至今都記得：那天早上，一家人吃早飯，所有人都沈默，然後，爸爸帶著包和媽媽走出門，我和弟弟就看著，說不出話。在某個拐彎的地方她就消失了，從來不回頭。
上圖：蔣鑫奶奶（右一）與村裏2個小孩。
歧途
事實上，鄉村裏有種「讀書無用論」，蔣能傑將紀錄片放給其他同齡人看，他們分析說，現在的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可能還不如過去，至少那時大家懂得讀書有用，他的話讓蔣能傑後背發涼。
王會在調研中發現，農村家庭並非不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多數農村家庭都知道教育投資對家庭非常重要。但報酬率低、高淘汰率和激烈的就業競爭，使教育投入風險被進一步放大。相比之下，外出打工似乎是更為實際的選擇。
地方經濟高速發展帶來鄉村社會的不斷分化，多數家庭都要精打細算以不至於被甩在後面。不少家庭甚至開始算計教育的機會成本和風險規避，雖然多數都有能力培養子女完成高等教育，但很多孩子成績不好的父母更希望子女早點兒出來打工，中等家庭更不願因為教育投資失敗，而淪落為村莊底層。
蔣恒是【村小的孩子】中唯一一個初中畢業輟學打工的孩子。由於經濟條件限制，家裏只能供養一個孩子讀書，父母思量再三，把16歲的蔣恒送往衡陽親戚的理發店當學徒。「幹理發沒有年齡限制，就學個技術唄。」對於輟學這個決定，蔣恒也很淡然，覺得「不上就不上了」。
打工六年，蔣恒換過三四個工作。2018年，當理發學徒。2020年，年齡到了18歲，開始進廠幹包裝盒流水線，不到一周，覺得辛苦，又幹回理發。中間他還做過外賣員，因為薪資太低，再次放棄。蔣恒曾對比了廚師、修車的工種，不是太臟，就是太累，理發是目前他認為還算輕松的工作。但他賺的薪資不夠花，有時還要父母補貼。
當記者問「你還想讀書嗎」，蔣恒說，先掙錢，掙錢了過什麽樣的生活都可以，讀書也要先掙錢啊。「掙多少是多呢？」「七八千吧，現在薪資四千多。」
農村學生讀書以考上大學為目的，一旦這個預期被打破，讀書就變得沒意思。調查還發現，從 2000 年打工潮興起，很多農村父母就開始鼓勵讀中學的子女早談戀愛早結婚，這樣可以早日外出打工，父代對子代的支持可以最大化，子代也可以及時回饋父代，以實作家庭勞動力的最優配置。
時間一長，青少年，特別是留守青少年很容易走上歧途。【青苔不會消失】一書中分享了這一案例：高一輟學後的楊道德，很早外出打工了，認識了兩個朋友，知道他們幹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夥，第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王會以蘇北農村兩鄉鎮中學田野調研為例，撰寫了【農村學齡青年「混混」心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她指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學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無業少年是一支向鄉村江湖補充下層混混的龐大生力軍。相當部份的農村留守兒童在鄉村社會的持續轉型當中，有發展成為鄉村「混混」的可能性。
這一變化與鄉村熟人社會斷裂有很大關系。傳統村莊作為熟人社會，人們在密集交往中產出社會資本，不僅透過互助合作解決個體急難之事，而且還生產出社會規範，提供矛盾糾紛化解機制。然而作為生產生活共同體的村莊熟人社會，在市場力量的沖擊下正逐步走向解體。
20 世紀 90 年代前，吵架糾紛事件發生時，總有長者到場評理，遊手好閑的農村小青年愛鬧事打架，但普遍講義氣也講道理。現在，村落社會變為不講閑話、不講道理的場域，打架時鄰居都裝作聽不見，更沒人願意去「管閑事」。
鄉村混混這一群體，已經在本質上改變了傳統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權力關系和道德秩序機制，使得一些農村進入了「灰色化」的社會狀態。
王會分享了一個調研案例，村裏有一個徐姓男人，常年在外靠騙、偷生活，村裏沒人與他來往，他也從不在本村逛。但近幾年，徐在村裏開始活躍起來，不再覺得自己是個擡不起頭、沒面子的人。徐靠著混混的本事，給全家弄上了低保。村幹部都不敢得罪他，怕遭報復。
「不得罪」邏輯與村落本身的「灰色化」同步進行，並造成村莊進一步的「灰色化」, 其內在實質是鄉村社會內部的交往規則的變遷，即從沈澱上千年以人情、面子為基本規則的鄉土邏輯走向以力量和金錢為考核標準的交往規則體系。
上圖：2022年春運期間，濟南火車站，小朋友跟著祖輩返鄉。
出路
很多人問蔣能傑，「導演，留守兒童的社會問題怎麽解決？出路在哪裏？」蔣能傑給不了答案。「這個問題我解決不了，我只是想透過鏡頭，制作出公益紀錄片，讓更多人看見它。對於它而言，‘看見’只是第一步，有人意識到或者正視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蔣能傑後來拍了一部公益電影叫【矮婆】，電影裏面有一句台詞：「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他的願望是透過公益電影增進人與人的了解，希望無論是留守兒童也好，流動兒童也好，都可以成為歷史名詞。
向陽小學周邊有一個產業集聚區，是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的計畫——中原鞋都。這一產業落地，解決了當地一部份人的就業問題，但想要一勞永逸地改變留守兒童現狀，不是想象中那麽簡單。
一直以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通常有兩種思路，一種是鼓勵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種思路是讓留守兒童隨著父母在其就業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鼓勵父母回老家的辦法，可能的代價是父母的收入大振幅下降。
吳傳鈺說，許多返鄉父母因為工時很長，大多晚上十點才回家，對孩子仍舊疏於教育。學校方面為了減輕家長負擔，召集高校大學生暑期來校支教實踐，開展愛心暑托班，盡可能讓學生待在學校的時間延長。
大學生誌願者讓每一位留守兒童寫下自己的理想，按照理想，重新組班，因材施教，增強學習趣味性。「學校這方面做一些彌補，肯定有用的，但沒辦法替代。本質上留守兒童與父母沒有建立長久的連線。」王會說。
吳國宏則認為，學校既然能提供一些關愛服務，要專註於加強陪伴和遊戲，不單單只是教學上的支教。比如，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孩子了解父母在城市裏的工作和生活狀態，或許他們在一個閉塞的宿舍，吵鬧的車間，啟發孩子設身處地看待父母的狀態。「透過視訊、照片的呈現，讓孩子知道，父母不是不要他，而是生活所迫，當然，實作起來需要各方面共同配合設計。」
近些年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外來人口較多的大城市，由於出生率下降，一些學校開始出現招不滿學生的現象。因此，現在是大振幅降低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門檻的最好時機，既能夠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又不至於讓學校出現資源浪費。
去年，在浙江、江蘇兩省，除了杭州、南京和蘇州中心城區以外的其他地區，都已經全面放開落戶，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把孩子從老家接過來，落戶，在當地入學。
李雨宣的爸爸打算接他去福建讀書，方便照顧，但因戶籍和年齡限制，始終未能辦妥。再婚重組家庭面臨新的撫養義務，父母能否平衡好經濟收入與盡到監護責任之間關系，尚未可知。【村小的孩子】裏蔣鑫、蔣恒兩兄弟曾經被父母接到身邊待過,因為父母要上班,他們只能被鎖在家裏。兩個孩子並不開心,所以他們寧願留在老家,再也不想去爸媽那裏了。
還有部份留守兒童在幼年時期隨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讀書，但到了初中，又重新返回老家，這些孩子不會老家方言，沒有朋友，往往會遭受校園霸淩。
在父母就業的城市，他們是外來孩子，回到老家，他們還是外來孩子，就像沒有根的浮萍。（為保護未成年人私密，文中許立、李雨宣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