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張子鯉因酒後鬧事，獲尋釁滋事罪，被送進了昌平看守所。
欺淩、侮辱、體力勞動，起初，他跌入了人生的至暗時刻。在這個聚集著詐騙犯、縱火犯、盜竊犯、毒販的看守所裏，他也收獲了一些獄友的幫助、友誼，和他們的故事。一個博士強奸犯向他建議，不如進行一場長達一年的田野調查。
2020年7月，即將出獄之際，他一共收集了522名犯人的數據。監獄裏的資訊幾近透明，他在不停更換的獄友嘴裏獲取到了看守所近一半犯人的資訊。
其中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在他所統計的60余種罪行中，盜竊罪人數最多，占比14.75%，盜竊犯前科次數最高達到15次，有前科的占比55.84%——這代表了二次犯罪、職業犯罪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怕的數位。
在監獄的一年裏，他慢慢知悉了江洋大盜們的前半生。
「在你這個年紀，我就從沒為錢發愁過，真的。」45歲的劉明海看著我，以為我不信他，一連說了幾個真的。
2020年5月，在昌平看守所4區9號，對我講起往事，劉明海掩不住興奮。
夜深人靜，劉明海和團隊摩拳擦掌，他們闖進鋼鐵廠，運走鋼條、鐵塊、成噸的鐵粉；翻進電器廠，將尚未封箱的電視錄音機一箱箱裝上車；溜進汽車廠，一點一點，螞蟻似的搬空所有零件……
有一次，在一個極其破爛的廠子裏，他們發現了金疙瘩。其中一個同夥，僅僅將他們遺棄的金皮偷偷帶走，就賣了五六萬。
他記不得偷了多少廠子，多少次翻墻進入卻發現空無一人，便像主人一樣大搖大擺走出去，也算不清到底賺了多少錢。也許得有數百萬，或者更多。
這次入獄，卻是栽在一樁作案價值7800元的小案上。他是因為偷工地的卡扣進來的。他嘆了口氣，向我解釋這次「失誤」：「如果不是那傻娘們，根本進不來。」
卡扣有三千多個，一輛金杯車裝不下，他不得不騎三輪車來裝。結果，空的三輪車被監控拍了下來。兩個同夥早劉明海20多天被捕。依他的判斷，光憑空三輪車是不能定罪的，只要咬牙撐著，37天取保期一過，一定能無罪釋放。
但人算不如天算，警察攻陷了同夥的老婆。警察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沒多大的事兒，要是不說，那性質就嚴重了。
「傻娘兒們不懂」，劉明海說，剛一下車，就被抓了。當時，他剛剛回到河南固始縣的老家。警察在他村上布控，驚動了村長，村長趕來替劉明海說好話：「這人在大牢裏待了十幾年，老娘80多了，一定要少判點，否則出來都見不到人了。」
按照市場價格，他盜竊的卡扣價格在7到8元，6000多個卡扣，大概在5萬元左右。
固始派出所將村長的話帶給了昌平派出所，昌平派出所又遞到了檢察院，檢察院同情他，在劉明海的起訴書上打了7800塊的作案價值。
法院開庭，宣判。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劉明海很高興，刑期10個月，很少，按他的預期，至少得判一年半。
對成為賊這件事，劉明海剛開始只有樸素懵懂的感受：「那時候哪知道這個，家家都窮，都出去幹……」
老家固始，河南省人口最多的縣，承載著近2000年的厚重人文歷史，被劉明海情緒化地表述為：「全縣人都出去幹。」
事實或許並非如此，但這不妨礙劉明海做出選擇。
從河南固始縣到北京蓮花池客車站，行程1227公裏，用時11小時56分。上世紀80年代末，劉明海被鄰居帶上這趟客車，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淘金之路。鄰居說，帶他奔前程。前程，是錢程，也是賊程。
此刻，劉明海既緊張又興奮，迷迷糊糊地，他似乎知道人生將翻開新的篇章，而其中書寫的，並不是一個普通人該有的生活。
兩個哥哥比他早幾年來北京，幹倉庫管理員。1987年，他們偷走了廠裏的8台進口電子裝置，包括錄像機和錄音機。回到村裏後，他們得到了一致的羨慕和贊美，不出意料地成了英雄。
到達北京，劉明海沒有心情欣賞首都的名勝古跡，他必須開始打拼自己的前程了。
「害怕呀，能不怕嗎？」回想起第一次工作的情景，劉明海至今仍心有余悸。
朝陽區的呼家樓、國貿，是他們的主業務區。鄰居和劉明海分工明確。鄰居負責撬開自由車的車鎖，劉明海騎車離開。
「一直騎，別回頭。」鄰居對他說。
騎著自由車，劉明海的速度越來越快，樹木被一棵棵甩在後面。心臟胸腔裏劇烈跳動。他試圖讓自己保持清醒，便默默重復著鄰居的話：別回頭——其實，「也不敢回頭，感覺有很多人在看。」
等發現回不了頭，他只能那樣過下去。他說服自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個縣出婊子，那個縣出毒販，這個縣專門造假鞋，那個縣專門幹盜竊。做生意、討生活罷了，違法不違法的，有什麽關系呢？反正「全村人」、「全縣人」都幹，抓得了嗎？抓得完嗎……
等遠離了密集的人流，車停下來，劉明海才松了一口氣，擦擦渾身的汗。這次盜竊，價值一百。他還年輕，拿得少，但能掙到錢，這讓他感到高興。幹了幾次，錢像雪球似的越來越多，習慣了，就不怕了。
「哪天能少得了十輛八輛？」他有些得意。
普通自由車轉手賣只能拿到一百左右，而山地車可以拿到雙倍的價格，幹了一年多，劉明海和鄰居的主營業務從普通自由車拓展到山地車，收入一下子翻了兩翻。
但隨後的一次同鄉同行聚餐後，劉明海跳槽到另一個團隊，目光轉向國營、集體、民營的工廠，開始了另一種生意。工作地點由國貿、呼家樓面向全北京，時間從朝九晚五調整到半夜三更。
人往高處走，沒什麽能攔住劉明海由小偷的「小」變成大盜的「大」。
小大的變化，不是文字遊戲的切換。二者之間，在業務方向和產出利潤上，有著明顯的差別。自由車、手機、電動車、錢包等業務本身價值低，偷一個，」撐死了也就一萬」；而工廠、字畫、奇珍異玩、保險櫃、轎車等業務，利潤可能是前者的數倍、數十倍。
「沒有人管，隨便拿。」遊蕩在北京城的90年代，劉明海很難用挑剔的詞匯形容它。在他的腦海中，這是一個沒有邊界、沒有束縛，只能靠純粹道德去約束個體的時代。
野心肆意生長，欲望遍地開花。
2020年6月6日中午，劉明海在生日這天等來了一碗壽面，吃了一口，便再沒有動筷子。
他想起80多歲的母親，她曾開過早餐鋪，能蒸人間最美味的包子、做最好吃的面條。
但讓劉明海記憶深刻的是她的性格，慈悲、寬容，這也為家族中的許多孩子帶去了幸福和溫暖。受母親影響，成為賊後，劉明海依舊把慈悲、寬容當做箴言。
1995年，團隊的錢越賺越多，野心越來越大，偷了那麽多工廠，不僅沒有被抓住，甚至連最初的冒險氣息都消散得無影無蹤。
有人便覺得，什麽都偷，業務太過分散，光是踩點就耗去大量的人力成本。
有人提議，只撬保險櫃，搞入室、搶富人、生意人的錢，提議得到了贊同。
保險櫃業務的物件依舊是工廠、公司，工作時間定在半夜。而入室業務相對特殊。如果趁著做生意的主人不在家，那依舊是盜竊。
團隊對該業務的定位是搶劫，只能趁著主人在家去。後來，經過實踐，他們將入室的時間定在了黃昏晚飯時，偶爾中午也工作。
從95年到被抓，在撬保險櫃和入室搶劫的來回切換中，劉明海和團隊陷入了瘋狂。
團隊在業內有了名氣，昌平某中學的混混也想加入。他們20歲左右，正處於荷爾蒙無法發泄的階段，不要錢，「給錢也不要」，只是想讓劉明海帶著他們玩，包吃包喝包打撞球就行。
「這幾個小子下手狠，一進去就打。」劉明海對他們的業務能力勉強肯定，但采取暴力的方式違背了他的原則。
「只要我一去，就讓他們別打。」在無數次工作中，劉明海恪守著母親對自己的教育，慈悲、寬容，少用暴力。
正因為此，1999年末，北京中院在對其團伙的審判中，判處其中兩人死刑、1人死緩、3人無期，劉明海是團隊骨幹中唯一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的。
看守所最不缺的就是時間。劉明海會將一段人生、一個往事截斷成好幾個部份，每周說一點。我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聽他的故事，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了他。
95年到98年，三年時間，劉明海的團隊還是積攢了3條人命。
「有一次，翻進一家工廠，我們被一個看大門的發現了，老頭，我們幾個打他，往死了打他，讓他別喊，又不是他家的東西，可這老頭越打他越喊，我同案就拿起鋼管，這麽粗——」劉明海比劃著，大概大拇指粗，「從他後腦勺敲，敲了兩下，敲死了。」
又一個晚上，他們摸進一個宿舍，進了屋，就發現一排武警衣服。燈突然開了，隊長坐了起來。他們這才發現裏面睡著五個人。「我的同案上去一刀，就把這個隊長捅死了，然後對其他人說，‘沒你們的事，都躺下。’剩下的四個人就躺下了。我們關了燈，走了。」
回憶到此處，劉明海微微低垂著頭，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他的眼睛不大，朦朦的黑褐色，渾濁，這一笑，混沌的眼睛裏多了幾絲詭譎。
我忽然警覺，一個將慈悲、寬容當做人生信條的人，在同案殘忍地屠戮生命之時，為什麽無動於衷。
幾分鐘後，劉明海又走過來，臉上重新露出講述老頭被同案敲死的憤怒，看著我說：「真的，那老頭就該死，多管閑事。」
我陡然一驚，渾身哆嗦起來，那之後的幾天裏，我都沒有敢再和他說一句話。我深刻地感覺到，我們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
圖 | 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