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著力擴大內需」放在了2023年經濟工作的首位，國內宏觀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也將從過去的以投資為主逐漸向消費傾斜。擴內需、促銷費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重要的動力。
消費是未來收入及其預期的函式，刺激消費的發力點和落腳點應該聚焦改善居民收入，提振消費預期的環節上，沒有收入增長，刺激消費就是無源之水。作為刺激消費的兩種手段，消費券和現金補助是當前學界熱議的焦點。不可否認，兩者對於消費都具有正面促進作用，但短期來看，居民的薪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較難快速修復，因此建議直接向居民派發現金以提振消費，相比消費券在發放機制和適用範圍上的「定向」和「主觀」色彩，現金補助具有普惠性，允許個人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安排，是一種比較「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
具體而言，現金補助相比消費券存在以下優勢：首先，消費券作為貨幣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在使用的靈活性方面會受到一定約束，這種約束可表現為使用期限、使用場景，以及使用門檻的限制。以「愛購上海」電子消費券為例，上海電子消費券以搖號方式確定中簽人群，且需要單次消費金額滿足一定條件（如滿100元以上抵50元券）才可使用。但消費是復雜的經濟行為，涉及到價格、彈性、消費偏好、稅收補貼等一系列變量，消費券在使用上的一系列限制或對消費市場的全面復蘇形成一定負面擾動。相比之下，現金補助沒有任何使用限制，既可以用於商品服務消費，也可以用於償還債務，甚至可以儲存起來留待未來消費，其用途和範圍要比消費券廣泛得多。
其次，不同地區發放的消費券通常不允許跨區域使用，例如上海消費券不能在北京使用，江蘇消費券也不能在浙江使用。地方政府針對當地居民發放的消費券本意是為了刺激當地消費，並帶動上下遊相關產業的消費回補，但實踐中以行政區域為界的劃分對於生產要素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掣肘，畢竟無論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其都屬於全國消費市場的一部份。反觀現金補助則不存在地域使用的限制，有利於全國統一消費大市場的建成和完善。
再者，消費券容易造成「過度消費」，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在消費券的「刺激」下，居民購買了原本沒有需求或需求很低的商品，造成個人邊際效用的下降。例如某人平均餐飲消費是100元，若向其發放200元的餐飲消費券，就會形成100元的過度消費，無形中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扭曲。相反，若向其發放200元現金，則剩余的100元可以用於其他領域的消費，形成「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的牽引下，社會也將形成「有效投資」，而有效需求和有效投資又共同推動了「內迴圈」的順暢執行，最終構成一個良性的經濟迴圈。
此外，消費券還容易造成替代效應和擠出效應。一方面，對於特定行業發放消費券會使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優先考慮可使用消費券的商品，對於其他同類商品和服務造成了消費替代。另一方面，消費券使消費者對於特定行業的支出傾斜也會造成對其他領域的消費下降，形成消費擠出。
有人會反駁恰恰由於消費券具有使用期限和使用範圍的限制，使得它的短期刺激力度和定向刺激作用更加明顯，尤其是在拉動特定領域消費的快速反彈方面具有優勢。但我們認為這種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劣勢，因為可能涉及過度消費和透支消費，一個行業的健康發展應該是基於市場規律的永續的發展，而不應該是靠強打「興奮劑」獲得的曇花一現式的反彈。換言之，即便消費券在短期內確實可以促進相關領域消費的反彈，但當消費券力度減弱甚至結束後，這種繁榮能否持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另有觀點詬病面向全體居民的現金補助對拉動即時消費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因為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居民更傾向於防禦性儲蓄。因此，持此觀點的人擔心向居民發錢的結果可能會與政策初衷有所違背。但仔細想來，居民的高儲蓄和是否發放現金補助關聯度並不大，當前中國並沒有實行大規模的現金補助，但儲蓄存款也創出了新高，2022年末儲蓄存款余額達到120.3萬億元，較2021年末大幅增加17.8萬億，而企業、機關團體和財政存款余額分別同比增加5.0萬億、1.8萬億和-375.8億，與儲蓄存款的大增形成鮮明反差。研究發現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品和消費之間存在擠出效應，在公共資源供給相對不足的背景下，居民會增加防禦性儲蓄，由此對商品和服務消費造成擠出。因此，我們認為現金補助和居民存款儲蓄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倘若解決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健全民生保障建設，那麽高儲蓄反而賦予了高消費的潛力。
另有觀點認為面向全體居民的現金發放會面臨諸多操作執行層面的難點，其中主要涉及發給誰、發多少，以及如何發的問題。我們建議面向全體居民發放現金，具體現金補助的金額可以由中央財政進行統籌，2021年全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20.3萬億元，公共財政支出達到24.6萬億元，GDP規模為109.6萬億元。若以14億人口粗略計算，每人發放2000元現金補助，則增加支出規模約為2.8萬億元，相當於2021年全年公共財政支出的11.4%，GDP總量規模的2.6%（見圖1）。對比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間，美國財政對居民個人的現金補助規模占2020年GDP的4.5%。若再動態考慮2023年國內經濟基本面好轉帶來的財政收支狀況的改善及現金補助帶來的乘數效應，公共財政支出的壓力仍在可承受範圍之內。伴隨當前資訊平台建設的發展完善，個人捆綁的社保資訊和銀行卡資訊等也基本實作了全網的互聯互通，因此針對個人的現金派發也應該不構成技術難點。現金發放不僅在操作層面上簡單易行，而且也能降低受眾群體標準界定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合謀尋租的風險。
至於有人擔心發放現金容易造成通脹問題，其實如果發放現金會擡升通脹，那麽消費券同樣也有此問題，而且由於消費券適用範圍的限制，造成結構性通脹的風險更高。相比通脹問題，當前我們更應該關註通縮問題，2022年中國全年CPI同比增速僅為2%，在全球範圍內「鶴立雞群」，2023年中國通脹水平大機率也不會出現大幅提升，而保持相對溫和的通脹環境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反觀居民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壓力值得重視，居民部門新增信貸連續多月不增反降，以2022年12月為例，居民戶新增信貸規模達到1753億，同比少增1963億。其中短期信貸錄得-113億元，中長期信貸錄得1865億元，同比分別少增270億元和1693億元。而現金補助更有利於緩解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壓力。
實際上，不同收入層次的人群面對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助會產生不同的行為模式。譬如，高收入群體由於現金補助占其總收入的比重較低，其更可能會積極響應政府擴內需號召，拉動即時消費，例如聚餐和旅遊等。中等收入群體可能會進行消費升級或增加個人保障支出，例如對家用電器等耐用品的升級換代，或者出於對生命財產安全的愈發重視，選擇為自己或家人購買壽險和財險等。而現金補助對於低收入群體更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由於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對其派發現金可以切實幫助改善生活品質，且對於彈性較低的商品的消費促進效應更加明顯。因此，針對不同收入層級群體的現金發放均能取得正面效應。Baker等學者（2020）研究發現，美國居民在收到現金補助的10天內，消費支出增長了29%，主要集中在食品和非耐用品領域。
從更宏觀的視角考慮，「六穩六保」的核心之一就是保就業，老百姓有就業才有收入，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周期性失業會有所增加。2022年11月末城鎮調查失業率已升至5.5%，對比2019~2021年的三年平均失業率在5.1%~5.2%之間。高失業率反映了當前企業經營承壓，尤其是私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正在持續惡化，自2022年3月起私營工業企業虧損數量同比每月保持兩位數增長，10月末虧損單位數同比增速高達25.2%，同期國有控股企業虧損數量同比增速為9.3%。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長放緩，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名義增長5.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9%。因此，適當增加轉移支出以填補居民失業和收入增長放緩造成的消費力的缺失也是實施現金補助的內在要求。
綜合來看，直接向全體居民發放現金，讓微觀主體能夠根據自身需要量入而出，不僅有益於整體資源的充分流動和合理配置，而且也有益於擴內需戰略的有效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