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法學人直覺中有一種天然的對於國家的警惕……雖然這種直覺很可能是不對的。
法學本身就排斥一種為所欲為的能力，而現代社會最有能力突破這種底線的是國家或資本，任何一級失去控制都可能導致規範的崩塌。極端情況下暴民也有這樣的力量，而且表現形式更為劇烈。
法學人坦白的說都是保守主義者，哪怕是其中的自由主義左派也相較於社會整體更保守。在這種保守的職業語境下，法學家團體 ‘酷愛’限制權力，擴張權利，而這之中不可避免針對國家進行限權。更何況近代以來法學發展的歷史伴隨著對國家權力的不斷限制與調整，法學家也充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學法學不可能不學這些思想，不可能不接受這種價值觀念氛圍。
因此，法學家對國家天生有一種「敵意」，不僅對國家，對資本，對民眾，對一切可能顛覆秩序的集團，實體，組織，階層，法學家都有一種天生的警惕與防範。
而死刑，意味著國家有權力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其意義絕非只是一兩個「我一個同學被人殺了他全家都很慘，我要讓兇手死刑」的小故事所能涵蓋。在更深層面上決定著國家權力的大小與個人權利的邊界。因此，廢除死刑，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限制，也是法學人這種天然價值判斷的指向。
綜上。
這是我對 法學界為什麽一直有很多人支持廢死？這個問題的猜測。如果你理解能力正常的話應該能看出來我沒有對這種價值傾向發表評論，只是猜測可能存在而已。
更沒有討論應不應該廢死。
以上。
